意大利罗马天主教大学Ornella Parolini教授受聘我院客座教授

在海外新儒家群体中，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等人的理论各具特色，但理论形态最为完整、系统、深刻且影响最大者首推牟宗三。

在这个问题上，今本《老子》表达得最为直接明了：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见郭沂，2001年，第126页）当然，实现这一理想，最重要的是君主无为而治：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提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不过，从形成次序和逻辑关系来看，自然早于人类，社会由个人组成，因而也许以自然、个人、社会的次序为宜。……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同上，第101-102页）的工夫加以克服。（同上，第57页）为此，需要为道者日损。其一，内在超越说，以道家、晚年孔子、子思、孟子等为代表。

对这一类事物的研究，为自然科学〈物学〉，也就是第一学术。然而，在老聃看来，只有实践自然、无为的理念，遵从大道，才能重振传统的伦理道德。他既可以研究儒家经典，亦可以研究道家、佛教经典。

17 余嘉锡：《晋辟雍碑考证》，见氏著《余嘉锡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2页。此种过程皆在佛教传入前即有其渊源，都讲之诵经文、司论难，也可推知其源甚早。考《高贵乡公纪》：二年九月庚子，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范晔作《后汉书》，专辟《逸民列传》，所载人物虽覆盖东汉一代，但其问题意识，与东汉末年以来逸民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和现象有关。

【28】侍讲、执经需要有对经典的全面把握，而擿句则以辩难为主，专门处理经典中的某个问题。30 《南齐书》卷二一《文惠太子传》，第399页。

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36】。虽说读包含训释的意思，讲经开始还要以念诵经文为基础，并离章辨句。按《孔子正言章句》应与《制旨孝经义》《制旨中庸义》等不殊，由此亦可见由章句体裁到义疏学的演变，应该有某种内在的逻辑。为了给裁判者（皇帝或名臣）证明经说的合理性，自然要连篇累牍，反复申说。

介王奉系圣踪，驰辩秀出，信令张禹惭其师法，何晏忸其训诂。《南齐书》载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以上材料中可存疑的是开题。执读，比较容易理解，顾名思义就是读经典。

除皇帝之外，皇太子大多要学习经典，所以讲多指学习。除了引起论难之外，擿句还有一个现实考虑，即记录讲经内容时的技术问题。

《后汉书》卷三七《桓荣传》：荣卒，帝亲自变服，临丧送葬，赐冢茔于首山之阳。《陈书·新安王伯固传》：伯固颇知玄理，而堕业无所通，至于擿句问难，往往有奇意。

缘何在帝王讲经仪式中，这个位置称作执经呢？执经，从表面意思来说是拿着经本。这又与北齐制度中的录义相关。疏即含有讲稿、草稿、文稿之意。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并认为义疏解经学之兴起，来自于讲经。关于都讲，学者常引用以下数条材料： 《后汉书》卷二六《侯霸传》：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为元都讲。

《杜周传》：‘疏为令。孔子所谓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前引《皇太子临辟雍颂》发《论语》题，皇家讲经之中，出现开题皆在萧梁以后，似乎此环节已受佛教影响。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

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代的讲经空间，如果弟子众多，也必然有传习的次第。

于是侍郎钟会退论次焉。佛教则不同：佛教独立于政府和编户齐民之外，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逸民。谢安居权力中枢，德高望重，又是这次讲经的组织者，故以侍坐的名义在场。又《三国志》裴注引《魏氏春秋》载高贵乡公论少康优劣，集群臣议论，而后： 中书令松进曰：少康之事，去世久远，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议论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隐而不宣。

虽说探讨其源头甚有必要，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谁先谁后。在家法林立的环境中，一家经师博士讲授时自然要面对这丰富的传统经说以及同时代竞争的经说。

21 [日]古胜隆一：《论南北朝之释奠》，见氏著《汉唐注疏写本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122-128页。虽说经学作为那时的基本修养，上述任何一人都足以对经典讲解一二，但称为专家者仍属袁宏、车胤。

佛教中之高座，自然来源于印度，但其在中国之形制，或已有汉化特色。二、佛教传入前的儒家讲经 经典的教义要传承和发展，必须通过讲论。

经学的传承主体是经师，而经师之生存境况如此，其传承较之汉代自然萧瑟寥落不少。29 《魏书》卷八十《李业兴传》，第2012页。与政治支持丧失相伴随的，是门阀世族对经学传承的逐渐冷淡。【24】可见东汉末年弟子听老师讲完，若有疑问，须拿着篇卷，抠衣前请。

40 陈壁生：《经史之间的郑玄》，《哲学研究》2020年第1期。佛教的都讲，首先要负责唱出经文，那么儒家的都讲最初是否有此功用呢？这需要从汉代讲经的实际场景来加以推测。

且梁武帝往往三教经典皆有讲疏，可见其一心想当文化的宗师。这个独有精神志向和社会关系的双重含义。

及至三国相争、永嘉之乱，国家已无法保证稳定连续的经学职官任命以及稳定的、全国范围内的经学人才的选拔和教育。及佛教义疏既盛，儒家之义疏，反而亦模仿效法焉。